1934年8月，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时海内外学界好评如潮；因此书列入“清华丛书”专项出版，陈寅恪在此书审查报告中盛赞“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至此，冯友兰基本确立了在中国学界，尤其是中国哲学界中的地位。

　　但天有不测风云，在《中国哲学史》出版之后3个月，这样一位以学术为志业的优秀学者，竟被捕入狱，这究竟是为何？

　　关于冯友兰被捕之事，北平的《》于1934年11月29日曾有过专题报道，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加以简要披露：

　　【特讯】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冯友兰，昨日下午一时，忽被保定行营派来之特务人员，会同平市公安局人员，在该校将其传去。记者闻息，当向该校及各方调查，兹分志各项详情于后：

　　【特务人员到校】昨日正午十二时许，保定行营派来之特务人员，会同公安局人员等共十余人，乘大汽车即停于该校大门口，下车后，即入校，声请见该校秘书长，当由该校秘书长沈履出见，略谈片刻，该人员等即称欲与该校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谈话。沈当时因不知有特殊事故，乃派人引该人员等赴文学院哲学系主任办公室，是时冯正在办公，当由冯亲自接见。

　　【冯态度极坦然】冯出见后，该人员等即对冯声称：谓奉保定行营命令，请冯有话商谈，并以某种嫌疑，请冯暂时离校。冯聆悉之下，态度极为坦然，并立即应允随该人员等离校，冯原拟即乘特务人员所乘之汽车启行，旋该校以过于拥挤，乃为冯另配一小汽车，由特务人员二三人伴同乘车入城，时约下午一时左右。

　　【昨下午赴保定】汽车入城后，并未多事耽搁，旋即开往西车站，复由特务人员，伴同冯氏登二时开行之平汉路南下车赴保。闻与冯同行者尚有前日在市立师范捕获之学生数人。

　　【冯去后之清华】冯离清华后，该校教授及学生等，因事出突兀，咸表示惊愕。该校校长梅贻琦，昨日适因公入城，故当时并未在校，事后始悉详情，乃分向关系方面探询究竟。该校工学院长顾毓琇等，并于昨日下午入城，赴公安局有所询问。但以系密令关系，虽辗转探询，亦无若何结果。并闻清华大学今日下午四时举行之校务会议例会，对此事

　　这则报道指明，冯友兰的被捕时间为1934年11月28日下午，被捕当天即被押往保定。所谓“保定行营”，是指由政府于1933年初，将原直系军阀曹锟在保定的督军署改编而成的军政机构。这一机构，在地区事务上享有军政特权，直接受命于蒋介石；该处逮捕政治犯及参与的学生，均可由特务人员越过普通司法程序加以处置。

　　堂堂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被秘密逮捕，又未给出任何公开的理由与实据，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就在被捕后不久，24小时之内消息迅即传出，顿时全国哗然，社会各界纷纷提出抗议。

　　11月30日，《》“教育界”版面头条，刊发“冯友兰被捕原因，闻系共党指供”，终于对冯的被捕给出了一个说法。当然，这个说法仍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看来是“保定行营”方面要自己找个台阶下了。该则报道全文如下：

　　【特讯】清华大学，自该校文学院长冯友兰被捕后，该校教授，多甚系念，除已由该校当局，致电南京及南昌各要人，请予开释外，并有冯之友人，自平函电京、沪、保定各军政当局营救。据平市某方得南京来电，谓冯系保定所捕之共党所指供，如无重大嫌疑及证据，即可保释，某方昨已转达各关心冯氏者云。

　　【蒋梦麟等会谈】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冯友兰前晚被捕后，即解至保定行营讯办。该校校长梅贻琦，以冯平素行动极为谨慎，除从事教育及学术事业外，颇少与外界接近。自冯被捕后，即于昨日用电话约请北大校长蒋梦麟，平大校长徐诵明，中法大学校长李麟玉等教育界闻人，及该校各院长教授等，会商营救方法。交换意见结果，当决定先分由出席人员，分头探询冯被捕之真相，并联电蒋、汪及教长王世杰，军分会及保定行营为冯解说，请予恢复自由。校长梅贻琦，并拟于日内赴京（一说梅今日下午即离平），分向关系方面呼吁云。

　　【该校公布消息】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冯友兰被捕后，该校秘书处，昨公布消息一则，原文照录如下：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冯友兰，前午被保定行营派员会同平市公安局自校传讯，随解保定后，清华师生，咸表惊愕，该校当局，即一面派员赴平公安局探询情形，一面连电南京教育部次长段锡朋，部长王世杰，保定军委会委员长行营主任钱大钧，教次兼国防会副秘书长钱昌照，请就近查询原委，并设法营救。昨（二十九日）并由平市文化学术界领袖，联名分电蒋委员长，行政院汪院长，声述冯之学术造诣，为国际学术界所推崇。平时讲学，素无不轨行动，祈求从速开释，以重学术，而维国际声誉。

　　在这则报道之后不久，冯友兰即获释，清华大学与北平各大学的联合营救行动取得了效果。《》12月3日有报道称，北京大学法学院长周炳琳，于12月2日即致电教育部长王世杰，报告冯已平安返校。由此可见，迫于社会各界压力，冯在被关押、审查两三日后，被释放了。

　　对于这一事件，鲁迅于当年12月18日致杨霁云的信中愤然说：“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这一事件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民众对政府的高压政治表现出强烈不满，社会舆论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

　　近两年之后，《》又专访冯友兰，透露了他被捕的原因，并不是什么子虚乌有的“共党指控”，乃是因为其曾“演讲苏俄”之故。《》1936年7月13日刊登的专访中提到，冯友兰“当民国二十三年暑假的时候，曾经到俄国去游历，秋季回国后，曾在平市大学演讲苏俄的情形，可是到冬季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原故，被某方面捕去，并且解到保定某军事机关，终因并无嫌疑，过了第二日便被释放回校了”。

　　那个导致冯被捕的“苏俄演讲”，其内容也曾公开发表于《》之上，刊载时间为1934年10月25日、26日。当时，由欧洲、苏俄考察归国的冯友兰，在清华校内座谈会上畅谈国外见闻。他对国内颇感神秘、当局也严厉封锁的苏俄概况，为清华师生们做了一次专题演讲。

　　在演讲中，除了对苏俄的个人农场、合作农场、公社、国营农产等相关制度的介绍及个人观感之外，还对苏俄现行社会制度是否符合标准，有简明扼要的评述。

　　最后，他得出结论说：“总之，苏联是有一定的主义，一定的计划的。他们现在的口号是以苏维埃社会制度，加上美国的工业化。如果他们能作得到，是可以成为世界一个新地方。”

　　冯友兰的演讲主题是当时国内社会的敏感话题，加之对于苏俄的成就与未来表现出了极大关注与支持，才遭到了当局逮捕。

　　虽然在被捕前后的具体言行中并没有的政治倾向，但冯友兰的治学理念却已经潜移默化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及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相关论点，都已经影响到了他的学术视野与价值取向。

　　譬如，他在1935年9月发表的《秦汉历史哲学》中就曾指出“工业革命可以说是近代世界所有革命中之最基本者，有了工业革命，使别的建筑在旧经济基础上的诸制度也都全变了。有一个人说工业革命的结果‘使乡村靠城市’‘东方靠西方’，我觉得这话很对。……我们用这个基本意思来看历史，一切都可以看得通。”

　　这里“有一个人”即指马克思，“基本意思”即指唯物史观。冯友兰的上述观点，显然承袭了《宣言》的意旨。稍有区别的是，冯友兰当时从《宣言》中读出的不是资产者的必然灭亡，而是落后国家的出路。他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之一斑，可以想见。